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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收藏宜兴紫砂壶的历史

  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紫砂壶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受到广泛追捧。然而,根据欧洲史料记载和留存实物,财神玄机图二四六天天好彩

  其一是宜兴紫砂壶除了沏茶功能外,“还有着许多美学价值,其表面肌理温润、光洁,摸上去几乎与人的皮肤别无二致。相比之下,施釉的瓷器似乎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节选比利时汉学家让·玛丽·西蒙年为《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2000版所写序言,西蒙年先生曾担任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中国艺术馆馆长);

  其二是大部分定制茶壶的装饰内容常带有中国道教和佛教的主题,都是些难以解读的画谜或字谜,传递着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很是神秘的信息,正是这种神秘感让那些喜欢异域文化的欧洲人着了迷;

  其三是紫砂壶的颜色和装饰手法与高卢—罗马帝国时期生产的一种装饰华丽的红精陶十分相似,这勾起了很多欧洲人的怀旧情结。

  因此,随着17世纪70年代欧洲饮茶之风逐渐兴起,紫砂壶很快就成为欧洲人沏茶用具的首选,而瓷质茶壶则少有人问津。

  宜兴紫砂壶进入欧洲的最早记录是一张写于1620年从澳门出运的葡萄牙商人的货物清单,上面简述了商品的名称、发货人、收货人等,所列商品有:虎皮、瓷器、名贵木料,还有“老乔安·卡瓦霍送给马六甲州检察官巴迪奥·平托的一把小茶壶。”根据法国陶瓷研究学者万福莱先生的考证,这是一把紫砂壶,而非瓷器茶壶。有两个理由:

  其一,送给官员的礼物不可能是廉价小玩意,一定是值钱的器物。而那时,紫砂壶的市场价格已经不菲,www.09655.com,瓷质茶壶无法与之比肩。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三世,生卒1609—1670年,在位时间1648—1670年)的御医西蒙内斯·保利在其所著《荷兰代尔夫特陶艺家》一书中对紫砂壶的价值有这样的描述:“从中国买来的沏茶用具,价值可比黄金,都用丝绸包裹,只有好朋友之间才相互赠送。大家公认其价值也不低于钻石,或宝石,或当地最昂贵的项链。”

  其二,一些文献资料记载,自16世纪末叶起,像时大彬、李茂林这些制壶名师开始零星做些小壶,引领小品制作的风气。而生产瓷器的景德镇,制作小茶壶的时间要晚很多。

  1665年他在一篇论及茶叶、茶壶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欧洲人从荆溪买回了茶壶,还带回了无锡湖里清洁的水”(西蒙内斯·保利著文《对新欧洲滥用亚洲烟草、茶叶评述》,1665年版)。

  宜兴紫砂壶最早通过贸易方式出口到欧洲的时间可追溯到1679年。保存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的档案资料见证了首批从中国漳州运抵的7箱朱泥壶。该公司1680年的记录文件记载了运抵的320把带装饰的朱泥壶。

  同一年,又有1635把茶壶运抵了阿姆斯特丹港。在伦敦一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文件记载了1699年运抵的82把朱泥茶壶(杰弗瑞·A·戈登著《东方外销瓷对欧洲瓷器的影响》,伦敦,1979年版)

  历史上,葡萄牙人是远东贸易的开拓者。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1469-1524年,中文译名也简称为“达伽马”)于1497年第一个发现了直接通往远东国家的航海线年,葡萄牙人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征服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

  由于当时马六甲有许多华商,华人的生活习俗对当地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葡萄牙人最早了解中国商品和华人风俗习惯,所以葡萄牙人成了第一个给中国茶叶和宜兴紫砂壶起名字的欧洲人。

  他们直接用“茶”在中国北方方言中的发音将其命名为“tcha”,而其他欧洲国家给茶叶命名时都根据中国南方广东方言“茶”的发音,最典型的是英语中的“tea”。在给宜兴紫砂壶起名时,他们则用了“boccaro(博卡洛)”这个词。

  欧洲的茶叶市场先有葡萄牙人开拓,但后经荷兰人的培育和发展,茶叶贸易量才迅速增长。随之,不可或缺的沏茶器皿茶壶的销量也随之上升。欧洲人对宜兴紫砂壶的风靡就源自荷兰。

  自16世纪以来,宜兴紫砂壶蜚声欧洲,可是其称谓因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而迥异,但基本上与其色泽相关,也与其大概的产地沾边。比较典型的有如下几个:

  博卡洛(Boccaro,葡萄牙文,意为“红陶器”):这是紫砂陶在欧洲的第一个洋名,因为葡萄牙人在拉丁美洲发现的一种红陶(见图一)与此类似。有文字记载:“葡萄牙人把宜兴陶器称之为‘博卡洛’,因为‘博卡洛’在欧洲已经为人知悉”(J·J·马凯·德瓦塞罗、玛丽·朱丽叶·巴洛合著《中国陶瓷展:从汉代到明代》,罗浮宫,巴黎,1922年版)。

  东印度壶(Pot ofEastIndies,英文):该称谓的最早出处可追溯到1656年一个叫彼得·查理斯休斯写给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三世的一封信中,他将紫砂壶称为“珍稀的东印度壶”(丹·米克尔森·本特、伦德贝克·托尔本合著《丹麦皇家艺术馆:民俗用品展1650-1800》,国家博物馆,哥本哈根,1980年版)。

  1679年,两个荷兰陶艺家塞缪尔·冯·恩霍姆和阿里·德·米尔德在提交的特许经营申请书中也用“东印度壶”这个称谓。使用这个称谓是因为紫砂壶最早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英文缩写:V.O.C.)出口到欧洲的。

  红精陶壶(TerraSigillata,意大利文):这也曾经是紫砂壶的称谓。TerraSigillata实际指的是高卢—罗马帝国时期生产的一种装饰华丽的红精陶。公元1至2世纪这种陶器在欧洲声名遐迩,甚至在欧洲之外,例如地中海周边国家、印度也能发现其踪影。

  尽管地域和时间相距遥远,但紫砂壶和这种红精陶器皿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红色,表面都处理得非常光亮,且装饰方法相同(贴花或压花),制陶艺人都在陶器底部留下自己的印款。

  17和18世纪的欧洲人未必就知道这些紫砂壶产自何地,所以才将其名称定为红精陶壶。这在1721年德国强人奥古斯都的收藏目录中显而易见:紫砂壶就登记在红精陶栏目下。

  红瓷壶(RedPorcelain Teapot,英文):在17世纪,还时常出现一些概念模糊的称谓,其中之一就是广为流传的“红瓷壶”。特别是在18世纪德国的萨克森州,人们认为红瓷和白瓷都用了相同的原料。一本出版于1723年的商用词典就这样描述紫砂壶:“中国人用于沏茶的、当前欧洲人也在使用的茶壶,都是用红色瓷土制作的,同属瓷器”(雅克·萨瓦里·德斯布鲁斯隆编《通用商业词典》,巴黎,1723年版)。

  欧洲17、18世纪收藏的宜兴紫砂壶,时至今日都保存完好。与景德镇瓷器相比,紫砂壶的数量有限,入编收藏目录的就更加稀少,但其承载的相关信息真实可信,引人注目。

  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丹麦王室收藏,从1650年就开始,1665年入编收藏目录。数量最多、品质最好的是强人奥古斯都二世收藏,大约从1700年开始,1721至1727年间入编收藏目录。

  弗雷德里克三世的收藏:弗雷德里克三世(1609 —1670年)是丹麦和挪威的国王(在位时间,1648—1670年)。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喜欢收藏古董。欧洲当今很多博物馆的藏品有的就来自于他的收藏。当时来自远东的东西很少,被称为“稀世珍品”。在他的藏品中,紫砂陶引人注目不是在其数量,而是在其年代。

  数量只有四件,三把茶壶和一只觚形花瓶,现保存在哥本哈根国家博物馆。其中最醒目的是一把双流壶,实属稀罕之物。此壶有两个壶流,壶身被中间隔层一分为二,可同时沏两种不同的茶。六方形制壶身;马镫形提梁,上端为编织纹;壶面岁寒三友纹贴花装饰,每一面依次为松、竹、梅;六方龙吐水形制壶流;六方平盖上有钱币、贝壳、元宝、灵芝等贴花图纹;塑佛狮壶钮。欧洲工匠加配了精致的包金装饰,壶嘴头包金上配盖子,盖子上再加一只公鸡。此壶制作年代约在17世纪中期。

  奥古斯都的收藏: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1670—1733年)一世是萨克森选帝侯,在获得波兰王位后改称为奥古斯都二世。他也被称为“强人奥古斯都”,对各种事物有强力的占有欲。他喜欢女人,结果成了300多个孩子的父亲;他对中国瓷器有嗜好,他的瓷器藏品达24000多件。

  1721年,他下令为这些藏品建收藏目录和博物馆,并向公众展出。1726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位强人坦露了他对瓷器令人费解的痴迷:“你难道没有觉察到我对东方瓷器及荷兰橘树的痴迷毫无二致,我的意思是,如果说你对这两样东西的痴迷成了病态,那么何伦拥有多少你会觉得还不够,还渴望得到更多”(多人合著《麦森:J·F·伯特格在萨克森发现制瓷秘诀1709-1736》,巴黎,1984年版)。这个另类的国王曾经为他看中的瓷器做过一次惊世骇俗的交易,这在历史上有案可稽。1717年,他用一个龙骑兵团(约600个士兵)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交换了151件瓷器,其中大部分器型硕大。

  在他的藏品中还有紫砂陶共计118件,其中大部分是茶壶,也有茶杯、茶托,还有一些花瓶。每件藏品的底部有收藏编号,同样的编号转抄在收藏目录上,并有简要描述,如大小尺寸,有些还言明来源。这些紫砂壶大部分是1680至1723年间的宜兴外销壶(万福莱先生将另著书详说)。

  在19世纪,德累斯顿博物馆出售了藏品中一些复制品,但紫砂壶不受当时藏家的欢迎,所以都得以保留,这也是幸事。不可思议的是,馆中所有藏品在二战中躲过了盟军1945年对德累斯顿实施的狂轰滥炸。同年5月,苏联红军掠走博物馆的所有藏品,直到1958年才归还这20000多件瓷器,包括宜兴紫砂陶。

  英国艾勒斯福德伯爵的收藏:这批藏品共计60多把宜兴紫砂壶,由第4代艾勒斯福德伯爵(1751—1812年)收藏,目的是为了让“他的古董希腊和伊特鲁里亚花瓶有个伴”。其中大多数是外销紫砂壶,制作年代在1680-1775年之间。其中有两到三把是内销紫砂壶,制作年代可追索到1800和1825年。

  很可惜,家庭档案资料在1979年的一场火灾中被焚毁,否则我们还能获得更多确切的信息(参阅菲利普·艾伦著文“17-18世纪宜兴出口陶”,收录在《东方陶瓷学会会刊》,伦敦,卷53,1988-1989年版)。

  弗兰克家族的收藏:这批数量可观的藏品是从1850至1880年间收藏的,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很多紫砂陶,大约120件,有茶壶、花瓶、执壶、鸦片烟窝。所有藏品于19世纪末捐给了大英博物馆,使该馆紫砂陶的收藏数量增加至250件。

  格兰德迪尔的收藏:格兰德迪尔的收藏是在1887至1910年间完成的,现保存在巴黎的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批藏品数量之巨(有6000件之多)、质量之高令人赞叹。格兰德迪尔是个非常有远见的收藏家,当时人们对中国瓷器还知之甚少,而格兰德迪尔却得以收藏到一些令人称奇的、今天看来很珍稀的藏品,其中还有几件弥足珍贵的紫砂壶。

  托马斯·多伯雷的收藏:1769年,法国国王授予法国东印度公司开展海上贸易的许多特权,这大大激发了私人企业的业务拓展。1812年,托马斯·多伯雷(1781– 1828)在法国西部港城南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托马斯·多伯雷有限公司”。除了捕捞业,他很快又把业务转向与远东的贸易。

  1818年4月,他的一艘810吨位的三桅帆船“法兰西之子”号从南斯出发去了中国,于第二年6月4日返回。由于首次航行非常成功,他与远东的贸易持续了好几年,那艘船到远东至少又去了三次。“法兰西之子”最后一次从中国返航是在1827年的5月,带回了242吨茶叶,有各种等级的绿茶和红茶,其次还有食糖,以及桂皮、贵重木材、丝绸和工艺扇子。(参阅南斯托马斯·多伯雷博物馆,《远航中国1817– 1827:托马斯·多伯雷藏品》,南斯,1988年版)

  1821年10月,托马斯·多伯雷请他的船长杜霍特理从中国给他带一些自用的纪念品,并对想要的东西作了仔细的描述:青铜壁炉架、中国画颜料和画笔、书籍、硬币、一副中国象棋、一套质量上乘的瓷器茶具和几把“漂亮的巴洛克风格的茶壶”,费用预算大约20个皮阿斯特(皮阿斯特是古代银币,在很多国家流通,如西班牙、奥斯曼统治下的中东地区、法属印度支那国家,在中国俗称双柱银洋,或称坐洋,使用时要称重,还要检查成色,1皮阿斯特相当于中国当时的货币7钱2分银子)。

  他所指的巴洛克风格的茶壶就是宜兴的外销紫砂壶,但船长没有买到,因为外销紫砂壶半个多世纪前在宜兴就停止生产了。现藏南斯托马斯·多伯雷博物馆的四把壶都是当时买到的内销紫砂壶。

  就在欧洲的达官贵人竞相收藏宜兴紫砂壶的同时,一些国家(主要是荷兰、英国、德国)的陶艺家也纷纷开始仿造紫砂壶。

  荷兰的代尔夫特有生产红陶的传统工艺,因此人们对这种红色紫砂壶的兴趣也由来已久。当时用紫砂小壶沏茶是一种时尚,陶艺家也反应迅速,想用自己的产品去分享市场,获取丰厚的利益。很多陶艺家在技术上互为竞争对手,在仿造时使尽浑身解数。他们对其他东西不屑一顾,执着探究红色茶壶的制作秘密。

  代尔夫特陶艺家仿造的大多是宜兴的内销紫砂壶壶,原作的年代可追索到1620年。仿制品做得最多的是一款球形壶,圈足壶底,圆锥形壶流,耳朵形壶把,穹窿形壶盖;壶面采用同色调贴花装饰,图案还是原来的梅枝纹或牡丹纹,仿制品对原作的模仿几乎一丝不差。

  代尔夫特陶艺家对紫砂壶的仿制从1675年持续到1725年,鼎盛期是1700年(代尔夫特的工匠在轮子上拉坯制壶,而宜兴工匠是打泥片围身筒制壶)。其中知名的陶艺家我们可列举二三:

  兰伯特斯·克莱夫斯(卒于1691年):这位陶艺家制作的茶壶很难识别,因为壶上没有他的任何款识。1678年一份报纸上刊登的广告使其青史留名,其中这样描述道:“1672年,我们发现了仿制东方瓷器的生产工艺,从此,就一直在生产红色茶壶,及其他颜色的茶壶……品质可与东印度茶壶相媲美”(帕特利斯·万福莱著《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

  兰伯特斯·范·伊恩霍恩(卒于1721年):他制作的壶上盖有椭圆形的印章,是一个前腿抬起、靠后退站立独角兽的标识。范·伊恩霍恩后来接手了本属于兰伯特斯·克莱夫斯的陶瓷壶罐厂。

  阿里·德·米尔德(1636—1708年):他不但是多产的陶艺家,而且比起别的陶艺家来,他仿造的紫砂壶最完美。

  1679年,他和塞缪尔·范·伊恩霍恩一起向荷兰省和西弗里斯省申请生产特许权,以保护他们仿造的紫砂壶和标识。他们一起宣称发现了东印度壶的制作秘籍,并着重阐明他们的仿制品与原作的质量相比毫不逊色。在他于1708年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业务,但到了1724年,业务就彻底停止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制陶厂誉为“王室御用茶壶工厂”,有些产品打上了王室标识—— De Gekronde thee pot。陈列在巴塞尔多诺王子收藏品中的红泥八角高脚杯和杯托上有这个标识(米歇尔·伯德莱、居伊·瑞恩德合著《清代瓷器:五彩瓷和粉彩瓷1644 – 1912》,弗里堡)。

  到了18世纪20年代,这些仿制茶壶几乎不见了踪影,可能用茶壶沏茶的时尚不再流行,也标志着荷兰仿制宜兴茶壶时代的终结。但是,就像凤凰会涅槃,宜兴茶壶终能获得新生。荷兰之后,这种时尚传到了英国和德国,并在那里受到持续追捧。

  英国斯塔福德郡有着悠久的制陶传统,伯斯勒姆镇被认为是英国的陶都。所以在那里首先出现英国仿造的宜兴紫砂壶也就不足为奇,而且比起在荷兰,这种无釉的紫砂壶在英国流行的时间要长得多。

  但是,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些英国陶艺家仿造了紫砂壶,因为在17到18世纪期间内,大多数仿制品上没有陶艺家的款识,但有特殊的装饰,工艺非常讲究,图纹非常生动。这些装饰内容无不受到中国文化的启发,但很快就倾向采用欧洲的风格,且在18世纪初愈演愈烈,到了18世纪中叶,已完全变成了欧洲风格的装饰了。

  伊勒斯兄弟:约翰、菲利普和戴维:他们是带有德国、荷兰血统的陶艺家,于1693年在富勒姆建立了自己的作坊。他们在仿造的茶壶上装饰有精美的同类色贴花。

  1777年,韦奇伍德在一封信中提到了伊勒斯兄弟:“伊勒斯先生对制壶工艺又作了革新,就是把我们常用的红泥进行筛选、精炼成桨料,再注入石膏模具中。壶身上有茶树枝浅浮雕装饰,模仿中国人装饰茶壶的方法”(A·道森著《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韦奇伍德杰作》,伦敦,1984年版)。

  阿斯特伯里(卒于1743年):他制作的红泥茶壶有时候施透明釉。还有一个也叫阿斯特伯里(可能是他的儿子)的陶艺家,其制陶生涯活跃于1750至1770年之间。后者还与陶艺家惠尔顿(托马斯·惠尔顿,英国陶艺家)有过合作。

  在他仿造的一把树桩形茶壶上有葡萄纹贴花装饰,经过施一层釉后,看上去就像一把外销欧洲的宜兴紫砂壶了(这把壶收录在杰弗里·威尔斯著《韦奇伍德》一书中,香港,1991年版,地图编辑出版社)。

  乔赛亚·韦奇伍德(1730 — 1795年):他的名字享誉全球,而且“韦奇伍德”品牌的产品至今还在生产,仍为世人追捧。他原本是一位陶艺家,由于膝盖受伤影响他制陶,所以他后来就集中精力创办工厂、组织生产,研究技术,推销产品。宜兴紫砂壶上的对比色装饰手法对他的影响无不体现在他设计的陶器上。

  在1769至1830年间,他设计的产品虽然都受古伊特鲁里亚和古希腊花瓶的启发,但都采用对比色调装饰。1790年,韦奇伍德做出了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杰作,并取得商业成功,从此在西方世界名声鹤起,长盛不衰。这是一件古罗马艺术名作的仿制品,原作为一件玻璃花瓶,瓶身镶嵌带有浮雕的贝壳。

  韦奇伍德凭借他卓越的感知力和精湛的手工艺,用陶器复制了这只花瓶。作品通体黑泥制作,白泥装饰,色调的对比效果十分明显,图纹的装饰细节极其精致。今天看,这种装饰似乎有些平庸老套,但在当时却是真正的艺术创新,技术创新。这种创新装饰满足了那些受新古典主义思想影响的欧洲客户的期盼。

  除此之外,他研发的大理石纹陶器,其制作工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绞胎紫砂壶的启发。由于这个创新,他的工厂一直生意兴隆。他还仿造了束竹壶(见图十一),其形制与宜兴1720年左右生产的紫砂束竹壶几乎一模一样。可以肯定地说,在18世纪生产的紫砂壶也是韦奇伍德创作灵感的源头。

  在德国,盐釉陶器的生产有相当长的时间。早在16世纪,陶艺家就能生产品质上乘、带有装饰的陶器水瓶和水罐,而且这些陶器在欧洲深受欢迎。在萨克森州,直到18世纪初人们才掌握瓷器的生产技术。1710年1月24日,麦森(德国瓷都)陶瓷厂开业生产,这要归功于两位非凡人物的结合:奥古斯都和陶艺家伯特格。

  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1682 —1719年)学习过炼金术,一心想要炼出金子。当他声称“成功”地把一枚银币变成金子后,他的名声在家族及朋友圈内、甚至在整个柏林城里到处传播,最后传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1688—1713年)那里。

  国王觉得这个臣民太有价值,就立即下令要将他抓捕。眼看就要被囚禁,伯特格只身逃到萨克森去避难。他刚到那里,强人奥古斯都就得到报告说这位炼金师在他国度里显身,于是在1701年设法将其抓获。

  尽管普鲁士国王立即提出引渡伯格特的请求,但强人奥古斯都断然拒绝,决定将这个“逃犯”据为己有,并将其定为国之要犯而严加看守,同时,由于他炼金术方面的才华,在一定程度上又对他百般宠爱。然而因炼不出金子,奥古斯都一度对他非常失望,但又清醒地认识到,尽管练不出金子,伯特格在其他方面还有不容置疑的利用价值。

  后来,根据学者钦豪斯(学习过数学,完成学业后周游欧洲,后被德国的强人奥古斯都聘来做研究工作)的建议,伯特格把他的研究领域转向了制瓷技术,并在1708年初,掌握了“红瓷”和白瓷的生产工艺。

  据另一份史料透露,在和钦豪斯的共同努力下,在1706年,伯特格试制出了“红色大理石花纹的瓷砖和瓷板的样品”(多人合著《麦森:J·F·伯特格在萨克森发现制瓷秘诀1709-1736》,巴黎,1984年版)。

  被伯特格称之为“红瓷”的紫砂器和半透明的瓷器,他理解为基本同属一种材质,因此他决定先集中精力研究“红瓷”,再研究白瓷。大约两三年后,他终于掌握了几种不同的生产技术,且相当成熟。他仿造出类似紫砂的茶壶,开始没有装饰,后来,他用一种“黑色镜面釉”、或其他颜色釉、或描金、或低温釉对茶壶作满釉装饰、或点花装饰,有时则对茶壶的局部或全部作抛光处理。

  他还成功开发出其他装饰技术,例如,用砂轮雕刻,或用宝石(萨克森产的石榴石)镶嵌。在1709至1712年间,他仿造了一批紫砂壶,几乎乱真。

  综上所述,宜兴紫砂壶到了欧洲后,留下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至今仍为人们所乐道,仍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潜心研究。笔者的朋友、法国陶瓷研究学者帕特里斯·万福莱先生(PatriceValfre)就是其中之一。他对紫砂壶的研究一直充满热情。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他走访了欧洲很多国家博物馆、私人收藏馆、古玩商店,查阅了无数档案资料、印刷出版物,研究了3000多把留存在欧洲的古董茶壶,并在上世纪90年末和本世纪初多次来宜兴实地考察,从中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鉴赏经验,最终于2000年出版了《销往欧洲的宜兴茶壶(英文名:YixingTeapots for Europe)》一书,并于2004年拍摄了记录影片“宜兴:茶壶之母(英文名:Yixing,the Queen of Teapots)”。

  鉴于万福莱先生对宜兴紫砂陶在海外宣传推介所作的贡献,2013年5月宜兴市政府邀请他参加中国宜兴第七届国际陶瓷文化艺术节,并授予他“中国宜兴国际陶瓷文化艺术交流大使”称号。

  宜兴紫砂自诞生之日起,历经500多年的坎坷,最终给陶都人带来了荣耀和福祉,它是我们宜兴人的一张最亮丽的名片,也是我们宜兴市的一个最响亮的代名词。它不但是宜兴人的财富,中国人的财富,也将成为地球人的财富。因此,传承好、呵护好它是今天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节选《陶都》杂志总第30期,文字/施云乔)